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第3/27页）

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

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

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