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第8/20页）

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完了，完了】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开门！”老伴儿说。“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叶盛兰在释放，在宣泄，同时，他也在收拾自己，埋葬过去。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地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二○○五年底，我访问近九十岁的马少波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叶盛兰往事。

我问：“您对盛兰先生什么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叶盛兰是个好人，耿直，坦荡。”我说：“盛兰先生到底怎么成了右派？”

他说：“谁让他和你父亲搞在了一起。你父亲也欣赏他，请他参加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拉他入农工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还给他个中央委员。诒和同志，你要知道，那时谁和你父亲搞在一起，谁就是右派。”停顿片刻后，遂又补充道：“一九五七年的‘鸣放’期间，在中国京剧院闹得最起劲的不是他。”

我问：“那是谁？可以说吗？”

“是袁世海。”

我又问：“把盛兰先生和章伯钧关系问题撇开，你觉得他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是反对你吗？”

答：“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企图恢复‘富连成’的问题。叶盛兰、叶盛长的活动，袁世海的闹，以及马连良在外面的呼应，都是想恢复‘富连成’的一套。核心是要在国家剧院夺权，否定党的领导。我至今都认为戏曲界存在个对‘富连成’的评价问题。‘富连成’科班是有好的一面，对京剧贡献很大。但它是不是就好得不得了，中国京剧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就必须恢复‘富连成’？”

我说：“当时盛兰先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了五年，才会几十出戏的时候，大为不满。说等孩子毕业，自己要再请老师重教一遍。马老，您知道吗，现在所谓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连几十出戏的本事也没有了，一般也只会十几出戏，有的只会几出戏。”

马少波点点头，无奈地笑了。

“盛兰先生在赴朝慰问时期的表现好吗？”这是我提问的另一件事。

“好。”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奇双会】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且是缺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