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在剧团被管制多年,丧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从剧团开始,可算得尝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艺人始终是吸引我的,这吸引力还很强烈: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读了小说《青衣》,也想去学着写个中篇。连题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过去看戏是享受,是欢乐。而这些自以为享受过的欢乐,现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费,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审美;另一方面是艺术消亡。当然,我们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戏,演老戏或老戏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归。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京剧、昆曲,我以为自上个世纪以来,整个文化是越来越迷失了方向。数千年积淀而成、且从未受到根本性质疑的中国文明,在后五十年的持续批判与否定中日趋毁损。去年,北京编演了一出有关梅兰芳生平的新戏,仅看电视转播,便惊骇万状。去圣已远,宝变为石。晚清人士面对华夏文明即将崩塌之际,曾发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何以如此悲绝?或许正如台湾学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所言:“他们已经明白‘现代’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摧枯拉朽,远甚于改朝换代的后果。这也间接解释何以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尽管承认势之所趋却难掩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觉。他们在民主维新的风潮之后,看到一片庞大的文化、精神废墟。‘凭吊’成为时代的氛围。”如此看来,京剧《梅兰芳》的演出也许是成功的,倒是个人的观剧心理出了问题。

文化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早已不堪闻问。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谁都难以成为独立苍茫的梅兰芳。从老宅、年画到京剧、皮影,任何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振兴、弘扬似乎都是一种憧憬或空谈。东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补,而某些方面则完全是对立、冲突。几个回合下来,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从业者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现代性之两难的生动显现。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国舞台真的成了“《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当然,继承传统文化的难题也非中国所独有。

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这书是记录性的,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故着墨之处在于人,而非艺。知道的,就写;知道多点,就多写点。即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书中的叙述与诠释,一方面是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触材料使然。某种程度的偏见是有的。我喜欢偏见,以抗拒“认同”,可怕的“认同”。

书名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这书不过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于灯下忆及艺人旧事,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的怅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样,挥之不去。

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脑子里只剩下“往事”。历史,故事矣。故事,历史矣。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恍然忆及从前逛陶然亭公园的情景。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

2005年11月于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