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3/9页)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6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甚至1979年10月在列宁格勒、诺沃西比尔斯克等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杂志——《妇女与俄国》。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167]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避免。运动参加者中不乏追求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社会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是苏联国家由极盛时期走向衰亡的先兆。同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响和折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表明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问题与危机,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循守旧,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固执己见。特权集团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168],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