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第5/5页)

[123]这一行列的排名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俄罗斯亚文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堵截、打击,对制作者和出版人则是搜查、审讯、判刑,最后强迫其移居国外。当局并没有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现象分析

总的来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今天仅“纪念碑”机构一家收集到的就有6000多册[124],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被迫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耶娃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她指出因在国外出版书籍就被政府审判,驱逐到国外,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政府本来应该积极支持知识分子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扩大俄罗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她认为“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125]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50年后的苏联,并且是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向往和平、民主、发展和进步的人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126]也正是不断强化的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的强求一致,使得许多无法倾诉自己心声的苏联知识分子重新步19世纪他们前辈的后尘,走上用“自己创作自己发行的手稿方法”去传播自己思想的途径,只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比前辈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得知,А.金兹伯格因为在私下出版物上刊载阿赫玛托娃诗集《安魂曲》而被逮捕的消息后,他无可奈何地抱怨道:“连初学写作者一类的大学生的笔记都不能通过……这就是‘私下出版物’的曙光,这就是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与其英雄的过去的生命线。”[127]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代表人罗·麦德维杰夫认为,私下出版物既然所涉及的是作者的信念和主张,又不是行动,政府就不应该采用政治高压的政策。强化书刊检查制止不了私下出版物的出现和流传。“对出版自由的各种禁令与限制,不仅妨碍而且歪曲了未经检查的出版物的流通,而且将导致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因为现今许多检查机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那里自行其是。”[128]他还进一步论述到,书报检查者对所谓“言论自由”的畏惧,流露出的不是一般地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畏惧,而恰恰是对说真话和写真实的恐惧。然而,每个人内心真实的流露和真理是不可能被检查官限制住的,高压政策可能一时使人们不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它毕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回顾私下出版物发展的历程,早期的私下出版物主要是被禁止的诗人的诗集,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一些人的回忆录,各种类型的公开信、请愿书等,而从60年代后期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政治纲领和政论性文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重要内容。而7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民族共和国和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情况在私下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大量有关论述社会问题的文集在各地流行。私下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国家垄断信息,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性的局面,许多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阅读私下出版物的方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人自危,人们之间很少交往的社会风气,而且,私下出版物还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追求的政治民主、公开性、言论自由、保障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