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第6/7页）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63]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五）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64]，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可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65]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权公约签署国的增加，原本是一项道义权利的人权也越来越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尤其是1975年苏联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后，一些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乘机在苏联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难怪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找西方媒体和组织发布公开信息，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呼吁对苏联施加压力。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特别是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和成长。镇压“布拉格之春”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通过改革、多元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改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社会活动”，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66]例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在1968年积极参加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