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第3/5页）

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沉痛教训！

[1]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4页。

[2]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近年俄罗斯出版的比较好的文学史，其中评介了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代的主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中译本由凌建侯等翻译，白春仁教授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处高尔基等的话引自这本书。本文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也参考了此书。

[3] B.科瓦廖夫：《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101页。

[4]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

[5]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554页。

[6] 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7]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04页。

[8]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9]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10]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3页。

[11] 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12] 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13] 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