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2/7页）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