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第6/7页）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4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4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42]}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4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44]}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