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第6/7页)

[138]所谓政治局决议,几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将起诉书呈送斯大林时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议:除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除了把对什泰恩的判决从流放边远地区10年改为5年之外,国家安全部的建议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因此,切普佐夫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除了执行马林科夫的指示外,他已经无力回天。

1952年7月11日,切普佐夫宣布犹委会案法庭调查完毕。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做出终审判决。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3人被枪决。什泰恩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也被全部剥夺。布雷格曼因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于狱中。[139]俄国学者雅可夫·拉波波特写道:“苏联犹太文化被置于行刑队面前,它最优秀的代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140]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不仅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是一个连续剧。悲剧的规模并不局限于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牵连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处极刑,95人分别被判处5~25年的劳改或者流放,被捕后终止诉讼的仅5人。[141]例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在犹委会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参加“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单独审判,判处在劳动集中营监禁25年,斯大林死后不久获释;《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狱中;犹委会的编辑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记者马里亚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装部队授衔委员会副主任阿伦·托卡里(1952年8月1日)都因为被指控在犹委会的掩盖下,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等罪名先后被枪毙……不仅如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龙卷风,在苏联社会四处盘旋,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斯大林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真正目的——驱逐整个犹太民族,并且在苏联掀起新的一轮大清洗。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犹主义狂潮。这一政策显然是与那一时期国际冷战形势的恶化分不开的。当时,“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总体上处于下风”。[142]1948~1949年,苏联在长达一年多的柏林危机中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因为苏南冲突,苏联还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个在欧洲最大的盟友。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美国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弧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达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时,苏联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为了寻求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公开放弃了冷战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国出兵朝鲜,开始向美国靠拢,苏以关系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对于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当时已经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他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无疑将是美国。当时,两国不仅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双方的飞行员事实上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暗中交火。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关于原子弹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143]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揭露“医生阴谋”的文章——《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其中苏联方面就指责美英“在狂热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144]在美国,犹太人势力举足轻重。不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憎恨苏联是因为苏联对他们不公平,犹太人热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145]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亲美、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的犹太人无疑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五纵队,成为苏联的背叛者。1951年10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在审问被捕的列·罗·舍伊宁时一语道破天机:美国“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敌对的活动和计划均与美国难脱干系”。[146]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讲话时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