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第2/5页）

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态度一下子把犹委会推向了潮头浪尖，并且迫使犹委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选择：到底是代表犹太同胞与政府进行交涉？还是屈从于政府的旨意明哲保身？犹委会领导人虽然在私下里和苏联犹太人一样感到兴奋，他们“对以色列的正面肯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71]但是，由于没有收到苏联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们一时无所适从。事实上，自从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犹委会就一直处于阴影笼罩之下，噤若寒蝉。费费尔、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等领导人除了把苏联犹太人的反应和要求呈报给上级部门，等待上级的指示之外，不敢自作主张采取任何行动。1948年5月18日，中央对外政策部接到海菲茨有关苏联犹太人要求支援以色列的报告后，在当天就做出批复，“苏联公民应当向苏维埃各级机关提出此类申请。”[72]换而言之，这就等于剥夺了犹委会受理此类申请的权力。犹委会从此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因此增加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更不希望犹委会与以色列联系过密，甚至成为苏联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言人。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苏联政府当时分派给犹委会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帮助政府收集有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情报。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委会就开始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按月提供相关情报。以色列刚一建立，它就提交了以色列临时政府成员的个人传记和有关阿以军事力量的报告。不论是国外犹太友人的来信，还是与国外犹太组织代表的会晤，只要是涉及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犹委会领导人都会向上级部门汇报。就在犹委会被查封的前5天，它还提交了最后一份关于“美国在以色列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渗透”的报告。事实上，犹委会给苏联当局提供最多、最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反应。根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要求，海菲茨把所有打电话、来信或者亲自来到犹委会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人的姓名、职业、单位和住址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然后上报给中央委员会。从5月17日到31日，他至少汇报过3次，许多苏联犹太人给犹委会的呼吁和信件都被直接拷贝交给巴拉诺夫。^{[73]同时，《团结报》代理主编日茨也把编辑部收到的相关信件和评论呈报给了巴拉诺夫。[74]这些资料经对外政策部编纂后，迅速呈报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不仅如此，海菲茨和费费尔还把所有情况分头向国家安全部做了汇报。例如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来到犹委会，邀请费费尔到他家里参加一些犹太人工程师对苏联歧视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并且请他把组建犹太志愿兵师派到以色列作战的倡议书转交给上级机关，而费费尔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国家安全部的马尔丘科夫，并把那份申请书也转交给了国家安全部。[75]巴拉诺夫明确指出，收集这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揭露民族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76]所以，海菲茨和费费尔不会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二是配合政府进行必要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陪衬性宣传。1948年4月，费费尔和海菲茨曾向莫洛托夫建议：“犹委会应对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议表示支持，以便增加世界犹太人对于苏联的同情。”结果遭到否决。^{[77]5月19日，犹委会主席团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它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就以色列的成立给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统魏茨曼发去一封贺电，指出“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这份寥寥数语的贺电，都要经过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层层审批，最后在签发时还删掉了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贺电末尾的签名。[78]希梅利奥维奇在会上对只在犹太文报纸（即次日的《团结报》）上刊登这一贺电表示不满，为了扩大影响，他认为还应该在俄文报刊上发表。后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未获批准。由于苏联政府的限制，犹委会主席团对于苏联广大犹太人最为关注的有关支援以色列的要求和呼吁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