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第2/14页）

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捷共转而寻求群众支持，把非共产党部长的行为公诸于众，提出了“让富人出钱！”的口号。随后全国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各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向政府呈交要求通过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呼吁信。捷共的建议得到费林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9月11日，捷共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就征收百万富翁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规定两党就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共同承担巩固民族阵线的责任。最后，非共产党部长被迫做出让步，在10月21日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决议。^{[123]在这场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苏联及其支持下的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及它们指望的西方则名誉扫地。这次胜利为捷共即将开始的夺权斗争增加了胜利的筹码。}

1947年秋天，捷共还取得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即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成功地击溃了斯洛伐克民主党。事件的过程比较简单。1947年9月中旬，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斯洛伐克密谋”的官方消息，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民主党知名活动家布加尔、肯内被指控与旨在从事谋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镇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者的地下反动分子有联系。^{[124]目前还很难判定，这种指控是否属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共分子均已被除掉，一些领导人，如米科拉伊奇克（波兰）、纳吉（匈牙利）逃亡西方，另一些人，如马尼乌（罗马尼亚）则被捕受审。“斯洛伐克密谋”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斯洛伐克各工厂委员会展开宣传活动，要求改组民族执行委员会。10月31日，执委会主席胡萨克和15名执委会部长中的5名成员提出辞职，并向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提出执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的要求，遭到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拒绝。布拉格中央政府责成哥特瓦尔德同各党派就改组斯洛伐克执委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在11月17～18日召开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民族阵线会议上，经过协调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党丢掉了执委会中的全部席位，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新执委会中占有了主席和4个部长席位，被斯洛伐克民主党合并的劳动党和自由党各获得2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2个席位。[125]对捷共来说，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沉重打击了斯洛伐克民主党，巩固了斯共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实力。对布拉格中央政府来讲，这一事件暂时解决了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捷共似乎看到了通过这一手段打击对手的良好效果，捷共领导人、农业部长朱里什打电话给《红色权利报》主编诺维说，需要经常地揭露密谋，而且不只是几天一次。[126]}

在1947年末各党派围绕经济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从斗争的手段来看，既使用了议会斗争方式，也使用了议会外的斗争方式。但从斗争的目标来看，这还不是最后的夺权，捷共把建立对政权垄断的目标寄托在定于1948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上。在此之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均完成了夺权任务，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左转，这种情况令莫斯科非常恼火。

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就是捷共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比较浓厚的议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又很强大，斯大林对捷共能否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忧心忡忡。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来到布拉格。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一份日丹诺夫致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关于法国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信的复印件。斯大林的意图是想让捷共知道联共（布）中央对法共的不满，同时了解一下捷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回到莫斯科后，古利亚耶夫准备了一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分别呈送给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党派之间斗争尖锐，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的反动分子异常猖獗。他们的活动带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性质，还大肆宣扬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不存在的功绩，并吹嘘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是多么美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古利亚耶夫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具有局限性，因为共产党“并不总能对敌人的宣传和反动党派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危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关的渗入不够。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48个司、局长中仅有14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75名，其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131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的51名干部中仅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2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夺取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中占有重要阵地。结果是，一个组织严密和拥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