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第6/10页）

[28] 参见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368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234、245～248页。对于莫洛托夫派遣的波波夫小组的任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见Смирнова Н.Д. “Гре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8-9。

[29] АПРФ，ф.3，оп.64，д.99a，л.40。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251页。

[30]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22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247～248页。

[31]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32]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881～882、884～886、891、920、933、951～952页。

[33]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7，Washington：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с.37-40。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Том Ⅳ，Книга 2，с.68-71。

[3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38]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39]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1页）。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