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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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在工资政策上的争论。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炭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粉和黄油储备已经用光,肉类来源几乎断绝。面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冻结的严重局面,4月25日,雷诺汽车制造厂基层工会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罢工。法共和法国总工会都先后表态,支持雷诺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5月l日晚奥里奥尔总统出面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多列士声明法共反对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长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扩大的罢工运动,狄戎还补充说,三个月来法共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结果,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此后,法共部长们既不出席内阁会议,也不辞职,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或集体辞职。5月4日,拉马迪埃在国民议会要求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议员及内阁成员都投票反对政府。第二天,拉马迪埃便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公告,终止5名共产党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于5月9日成立了没有法共参加的新政府。[79]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类似,只是排挤共产党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年1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于是,5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80]

在法国和意大利接连发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破产,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为不安和恼怒。6月3日,莫洛托夫给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约见多列士并向他传达所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写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原件要立即销毁。日丹诺夫在信中说:“联共(布)中央对近日法国发生的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担忧。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向他们解释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的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共产党感到很担心,这一变化造成的政治后果也令他们不安。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明确的答复。……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后,日丹诺夫强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报信息。[81]显然,斯大林担心的不仅是“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无法继续,更令他不安的是那里的共产党擅自行动,有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了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受莫斯科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影响,东欧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亦有所抬头。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政策的命运同样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如果说在西欧这一政策的破产表现为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那么在东欧则表现为共产党(多数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把其他政党排挤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权力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垄断,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有其要对付的政敌。为了把农民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右翼社会党人驱逐出政府,甚至取消它们作为真正的反对派的资格,各国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技术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1946~1947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82]以罗马尼亚为例,1945年3月6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