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第3/5页）

在农民负担空前加重，但又无法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实物和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就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表3 1940～1945年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不断扩大，在谷类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45年全国农业种植总面积与1940年相比减少了24%，而同期个人经济播种总面积却增长了10%，而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更是提高了77%。个人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单个农户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积略有增加，同30年代的情况一样，农民出于生计考虑想方设法地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尽管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核查集体农庄的土地，可是违法私占的行为却无法遏制。农庄家庭的多余土地虽然不断地被没收、充公并停止耕种，但1944年仍有7.7%的集体农庄家庭有多余土地。^{[17]1940年全苏平均每个集体农户宅旁地播种面积为0.24公顷，而在1945年为0.28公顷。此外，农民的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1940年每100个集体农户有95头牛，而到1945年则增加至104头。[18]从绝对数字上看，个人经济的发展幅度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状况，这种发展足以体现出个人经济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个人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的是满足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据统计数据，1943年农民个人消费的谷类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类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费量增长了100%，蔬菜增长了24%。只有奶的消费还停留在战前水平。^{[19]土豆、蔬菜是农民宅旁园地里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鸡蛋则是家庭养殖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争时期个人经济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

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农村居民的缴税负担十分沉重，为此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货币收入。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战前相比明显减少了，1941年农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货币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为4.5%。^{[20]农民从义务交售中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集体农庄市场是30年代全盘集体化之后出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它是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重要补充形式。集体农庄市场在战前得到了一定发展，商品流通总量1932年为7.5亿卢布，到1940年增长到了29.1亿卢布。[21]但是苏联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的政策，农民从市场贸易中获利不断减少，这大大限制了集体农庄市场的发展。1932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国流通总量的17%，1940年则下降到14%，而同期国营零售贸易的份额则从30%增长到63%（见表4）。[22]}

表4 零售贸易中各经济成分的比重变化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后，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丝织品、皮鞋、香皂等工业品需凭配给证定量购买，这一制度逐渐在全国城市地区推行。但是战争开始后苏联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减少了，1942年减少到1940年的44%左右，这使得城市地区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23]例如，1944年由于前一年粮食歉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商业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大部分教师持有配给证但却“无法领到任何食品”。[24]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就成为城市居民购买、交换食品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表4可以看出，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场价格计算）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过了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总和。农民将大量的粮食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当然，集体农庄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价格因素有关，票证配给制度下国营贸易中配给价格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而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贸易价格却不断上涨，考虑到价格因素，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的份额并没有表4中那么高。同样影响表4数据的因素还有两个，首先，1944年苏联政府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国营商店开始实行价格昂贵的议价贸易，其议价价格比同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其次，战争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形式。1942年2月莫斯科市委大会上就曾指出，“集体农庄农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