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第6/11页）

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60]

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61]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62]}

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63]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64]

除上述被整体迁移的少数民族外，当局还在40～50年代初对一些社会组织和集团实施了强制迁移。这些被迁移的人口大都带有少数民族特征，而且在特殊移民数量方面均比上述遭到整体迁移的苏联少数民族要少，因此基本可归入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类型。主要有如下类型人口。

（1）战争期间与德意志族人、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起被迁移的“其他”类人口。

战争期间，当局在对德意志族、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移的过程中均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口。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Б.П.特罗菲莫夫起草的《关于与来自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地区少数民族和德意志族人一起遭到驱逐，目前仍居住在特殊移民区内的其他类移民数量的报告》显示：1941～1942年被迁移的苏联德意志族人中“其他类”移民共有1721人，其中俄罗斯族662人、乌克兰族355人、波兰族124人、立陶宛族11人、拉脱维亚族104人、芬兰族58人、奥地利族34人、爱沙尼亚族33人等；1944年与克里木鞑靼族一起被驱逐的“其他类”人口共计3628人，其中俄罗斯族1280人、茨冈族1109人、德意志族427人、无国籍土耳其族272人、乌克兰族257人等；同年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其他类”人口包括土耳其族676人、阿扎尔族411人、格鲁吉亚族224人等；1943～1944年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类”人口共计1602人，其中库梅克族485人、阿瓦尔族311人、达吉斯坦族235人、塔夫林族186人、阿巴兹族52人、奥塞梯族49人、诺盖族41人、俄罗斯族35人、达尔金族34人等。^{[65]上述这些其他民族人口便构成了被整体驱逐各少数民族中的“其他”类型特殊移民。}

（2）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