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第2/11页）

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М.Д.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Я.С.阿格拉诺夫和Г.Е.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22]

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23]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24]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1年8月16日第174c号、1933年4月20日第775/146c号和1933年8月21日第1796/393c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5000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5%（1931年8月前为25%，1932年2月前为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1937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1700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5%提留则高达2740万卢布。^[25]

1930年代初，被当局用来监督特殊移民的人员都是些解除监禁，尚未服满刑期的刑事犯。一些移民区经常发生警备人员等无故污辱和戏弄特殊移民的恶性事件。鉴于特殊移民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殴打和欺压，1932年4月8日古拉格颁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在1932年5月15日以前解除全部囚犯所担当的警备职责。一些对特殊移民实施暴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当局的行政和刑事追究。例如1931年末乌拉尔切尔德斯克和楚索夫斯克等区的三个村级警备人员因蓄意谋杀特殊移民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议被处以10年集中营监禁的最高惩罚。^[26]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便指出：“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既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河流和交通困难等）保证移民无法逃走。”^[27]

1930年代初，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逃跑、消极怠工、武力抗拒、组织游击队和发动起义^{[28]等反抗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35～1936年间，因此而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6530人，1937～1938年41215人，1939～1940年5467人。[29]作为惩罚，一些特殊移民被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富农流放”区迁往环境恶劣地区。例如1935年秋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埃依赫的提议便有94户特殊移民（共计460人）因在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等行为被从卡雷万斯克警备辖区迁往边远的边疆区北部。[30]}

移民初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其原因有二：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