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

柏林电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发现播发的消息，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确切验证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请苏联政府查找一些著名军官的下落而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一事实，以及在苏联宣布释放几乎全部战俘后这些人仍无音信的不正常现象，已经足以使它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作出最坏的推测了。因此，德国人公布的消息，在伦敦的波兰人直觉上感觉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于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苏波双方在大使馆代表问题上的摩擦，苏波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它们之间已经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容纳这一突发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向国际红十字会寻求帮助，以弄清真相。同时，还由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出面发表报告，介绍了波兰方面为寻求一批军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流亡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查此事的书面文件与德国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几乎同时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客观上它使波兰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动。在苏联政府的猛烈攻击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于4月30日宣布，它们认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已经失效。^[140]

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却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应当说，“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141]苏联反击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被苏联处死的波兰战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两批人^{[142]，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批人的情况下，德国人所说的被害者和苏联所说的被抓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当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波方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苏联已经释放了这些人，而从没有提起过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人们会问，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当局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波兰政府这一点呢？至于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刚掩埋了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困难。这种漏洞当时就被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上，纳粹宣传部长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将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问询过下落的那些军官。”戈培尔因此建议，“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我们自然不应信口开河，而应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143]苏联在公告上出现的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漏洞，再次说明了这件事对苏联来说，的确来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144]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