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第2/3页）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旧别尔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这些言论在战俘营的上报材料和战俘管理局的通报中，被定性为“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73]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74]在该营1940年1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绝干活的约占1/5。[75]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年1月21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1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76]还有一些战俘暗中准备逃跑。1940年2月19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二科科长洛尔基什报告，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一些战俘策划在夏天逃出战俘营，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77]对这一情况，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78]这种情况在科泽利斯克营也发现过。[79]}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的崇敬。^{[80]与这种爱国情绪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不满。一些战俘结合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指出，“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看。[81]}

应当指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战俘营普遍的现象，或者说不是各战俘营汇报材料里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上述言行被战俘营管理当局处理的人员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数量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全部。正是在这些似乎不是普遍发生的问题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与波兰战俘之间的矛盾。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说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对此，战俘管理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在战俘中招募暗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