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建立

古拉格在苏联作为一个主要以使用各种强制劳动,首先是囚犯劳动为基础的特殊经济部门,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组建劳动改造机构的实践始于十月革命初期。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并没有规定建立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专门机构。但是,国内阶级斗争条件和政治力量的分布,导致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同反革命以及暗中破坏作斗争,最初被称为全俄特别委员会的这类机构的产生。1917年12月7日,在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决议,“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由捷尓任斯基领导的新机构——‘同反革命分子和暗中对抗分子作斗争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取代已被废除的、原先同苏维埃政权的抵抗力量作斗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52]

根据1917年12月7日的人民委员会决议,“组建这个新机构的任务是:‘1)制止和消除整个俄罗斯境内任何人的所有反革命和暗中破坏企图与活动;2)将所有暗中破坏者和反革命分子交给革命法庭并制定同其作斗争的措施’,提出可能采取的斗争措施包括:‘没收财产、迫迁、剥夺各种票证、公布人民的敌人名单等等’。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范围模糊不清,对其越权行为应承担的责任只字未提”。[53]

人民委员会对待全俄特别委员会同国家其他机关之间关系的立场是由列宁规定的。列宁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只负责奉命向这些人民委员部通报“有着极高政治意义的逮捕事件”。[54]

1918年3月开始组建隶属省、州和县的苏维埃地方特别委员会,它们拥有逮捕、搜查、征用和没收充公的权力。1918年上半年,国内已有40个省和365个县的特别委员会在运转。它们相应隶属于全俄特别委员会和省特别委员会,它们的活动绝对独立;由于它们是地方苏维埃的最高行政机关,所以它们只向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省、前线、军队和州特别委员会有权采取最高处罚措施。1918年12月1日,为地方特别委员会制定的秘密工作细则规定:“特别委员会作为革命危急时刻的斗争机关,担负着在必要时刻取缔或终止行政管理程序中非司法程序的罚款、流放、枪毙等非法处罚行为。”[55]

全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和权力的不断扩大,决定了在其机构中出现许多和同反革命势力及职务犯罪作斗争处于平级的新建处:1918年8月,为了同铁路和水路运输领域的敌对分子作斗争,成立了交通处;1918年12月,为了进行搜查、逮捕和外部跟踪,成立了军事行动处;1919年1月,成立了特别处,1919年2月21日,全俄特别委员会决议赋予它的使命是同陆军和海军中的反革命势力及间谍活动作斗争;地方的省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由全俄特别委员会特别处直接领导的特别处(前线和军队处)。它们的任务是,不仅同前线,而且还同后方的反革命势力进行积极的斗争。该处的工作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监督指导,全俄特别委员会特别处处长凯得洛夫向他作每周工作汇报。[56]1919年4月以前,地方集中营直接由省特别委员会领导。除此之外,一部分囚犯被送到1918年4月27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系统的集中营关押。[57]

1919年4月3日,由捷尔任斯基提出的“关于集中营问题”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务委员会定为当日会议的基础。在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名称——“强制工作营”。[58]1919年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关于强制工作营”的决议案。1919年4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组建强制工作营的决议。决议规定,强制工作营(当时各种集中营的统称)的组建工作由省特别委员会负责,而其管理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5月12日,通过了《强制工作营条例》。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强制劳动营》的决议对4月15日的决议进行了扩展,并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强制工作营的组织

(1)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工作由省特别委员会负责,地方执行委员会房管处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办公处所。(注:根据当地条件,强制工作营可以安排在市内、城市附近的田庄、修道院、庄园等地。)

(2)交给相应执行委员会管理处管辖的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工作须经内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