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第2/5页)

[29]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Союзное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В.Г.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В.В.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Н.Н.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А.М.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М.П.雅库博维奇,作家В.К.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И.И.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30]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审判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镇压。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监禁了80万人。人们把监狱戏称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休养所”。[31]

193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党内意见分歧。一些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起来反对。С.И.瑟尔佐夫于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书记,积极贯彻对余粮户的非常措施;1929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便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相抗衡。后来,他对非常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感到担忧,对工业化速度表示怀疑,提出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与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В.В.洛米纳泽多次会面。他们想弥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鸿沟,认为应把斯大林从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调开。尽管他们还没有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他们的活动已被人告密。1930年11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审查瑟尔佐夫等人的问题,后未经党中央开会就决定将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党中央,将前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Л.沙茨金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等派别活动》的决议,指责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沙茨金组成左派—右派联盟,进行派别活动。沙茨金于1937年、瑟尔佐夫于1938年被处死;洛米纳泽于1937年自杀身亡。[32]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Союз марксистов-ленинцев)成员,其首领是М.Н.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33]

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富农组织”。[34]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年10月11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年1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12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