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镇压与惩罚(第3/10页)

[79]况且自愿去最前线防卫的大多数是来自库班的青年水兵,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从未参加过战斗。用于防卫的有生力量的缺乏使得司令部的防卫计划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政治上,随着战斗的加剧[80],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包括军人)开始不服从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在工厂、军舰进行宣传,暗中破坏委员会各种措施的实施。临时革命委员会力图控制内部局势,它要求成立革命三人小组负责维持秩序,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共产党员及居民交出左轮手枪、步枪、子弹等武器。临时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共产党员的监控,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解除所有共产党员政委和担任一定职务的共产党员的公职,并且对他们实施特别的监督,责令其不得进入军港,所有重要据点由非共产党员占领。[81]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还不断地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发出呼吁,阐明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支持,但彼得格勒已处于戒严状态,喀琅施塔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均无法活动。

在此期间,喀琅施塔得获得的外部援助主要来自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侨。尽管侨民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各类团体都捐款为兵变者购买粮食,支持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抵达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前舰长维利肯男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和防卫司令部的联席会议,他们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有偷运过来。3月9日,代表团返回芬兰,维利肯作为对即将运来的粮食进行分配的监督员留了下来。曾在《新俄罗斯生活报》发表的一篇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匿名回忆录中提到维利肯还建议用“800人的武装力量”给予喀琅施塔得帮助,“……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把这些人直接载运到喀琅施塔得或者他们有越过芬兰边界直接打击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临时革命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后认为,武装力量是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的,考虑到卫戍军的情绪,委员会以多数通过决定对此建议加以拒绝。”[82]据阿格拉诺夫的调查,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社会革命党领袖B.M.切尔诺夫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回到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除瓦列克表示赞同,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态度不甚明确外,大部分委员对此表示反对。11日,维利肯在作客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时指出,只有在支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条件下武装起义者才能定期得到粮食。[83]当天,喀琅施塔得获得了大约400普特的粮食,使得本已紧张的粮食供应稍加缓和。尽管没有接受任何政治义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其内心的矛盾,他们明白,这一举动将把喀琅施塔得与白卫军联系在一起。

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广播通告,邀请外国记者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英雄的卫戍军和要塞工人是为什么而战斗”。[84]西欧和侨民界的4名记者对此做出反应并来到了喀琅施塔得。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文章。[85]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而是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月16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3月17日。3月16日14时到21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其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月17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并于6时左右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1.北方军队集群应暂时限于牵制托特列边和‘红军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2.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3.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4.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