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第3/4页)

[27]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28]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29]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30]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31]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2]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33]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34]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