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第2/2页）

1921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14]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15]}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16]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包括普梯洛夫股份公司的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三角”厂（橡胶工厂）等一些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脱离工厂，自谋生路，改行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整个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制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16%。[17]无产阶级作为苏俄政权的阶级基础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军队中的情况也十分糟糕，“在国内战争暂告段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军人复员问题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稳，战斗力大大下降……同时共和国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近期军事任务的性质（同农民暴动作斗争取代了同白卫军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显露了红军的机关管理系统对上述任务的不适应性”。^{[18]常年作战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与家乡的通信中，得知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沉重等消息，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队战斗力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初的俄国，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起苏俄政府不断地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前线。而作为基地守卫者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书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空前的经济困难中，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俄政府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