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

宋朝是赦免制度最活跃的时代

不管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的中国，“赦免权”作为国家元首的一项特权，少说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西方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3年古希腊颁布的赦免法令。而成书于周代的《易经》，也明确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赦免罪罚的做法：“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自汉代起，赦免开始成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到了宋代，国家的赦宥活动达至鼎盛状态，据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的统计，两宋时期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赦。若论君主的降赦数量，历代王朝未有超过宋代者。宋廷还将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确立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也是其他王朝所未有的。

宋朝的赦降名目多样，有大赦、郊赦、曲赦、别赦、德音、录囚，等等。我们不妨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大赦与特赦。特赦是只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人有效的罪罚赦免。大赦则是普遍性的赦免，即所谓的“大赦天下”。每有大赦，宋朝都要郑重其事地举行一场盛大、热闹的下赦典礼，来看《东京梦华录》“下赦条”的记载：

“车驾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数口，内一口大者，与宣德楼齐，谓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动。次一口稍小，随驾立，谓之‘次黄龙’。青城、太庙，随逐立之，俗亦呼为‘盖天旗’。亦设宫架、乐作。须臾，击柝之声，旋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大木盘，上有金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字。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捷得金鸡红幡，则山呼谢恩讫。（宣德）楼上以红绵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

皇恩大赦无疑是一件特庄重、严肃的事情，不过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降赦过程充满了娱乐精神，宣赦的前后都穿插着精彩的杂技、杂剧、音乐、武术表演。这么安排当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观看，以便将降赦的宣传效果快速扩散开来。宣德楼宣赦之后，皇帝的赦书会抄录多份，快递到各个州县，然后在各市镇乡村的粉墙上公布，晓示天下人。

士大夫对皇恩大赦颇有微词

宋朝君主几乎都有“大赦天下”的偏好，但宋代士大夫对皇帝的频繁降赦一直颇有微词，许多知名的大臣都上书反对过皇恩大赦：

北宋景祐元年（1034），侍御史庞籍上书说：“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无怨也。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复恶，故以为政教之大患也。”

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亦上书反对皇帝一年数赦：“臣闻古人有言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此言赦之惠奸而无益于治道，不可数者也。……京师及畿辅岁一赦，而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好人良善也，数赦尚犹喑哑；蚩蚩愚民，其不狃而为奸且盗者，无几矣！”

数年后的嘉祐六年（1061），另一位知谏院司马光也给皇帝上书：“臣窃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无辜则赦，有罪则诛，使久系之人，一朝而决，故能消释沴气，迎致太和。非谓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也。”

这几位名臣上书抗议皇帝降赦的故事，都发生在宋仁宗朝。因为仁宗是一名生性仁厚的君主，老是担心有人含冤受屈，所以宁纵毋枉，降赦比较频仍。他在位四十余年，降赦至少有一百次，其中大赦为二十二次。怪不得要引来司马光等大臣的不满。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宰相王安石也反对过赦降，当年天大旱，神宗皇帝心中不安，“欲降赦”。在此之前，神宗已经一年之内颁过两回赦书。这一回王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皇帝再大赦天下了，他告诉皇帝：“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在王安石的阻挡下，宋神宗只好停止下诏大赦。

南宋士大夫洪迈也认为“多赦长恶”：“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好长恶，何补于治哉？”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婺州富人卢助教，一日到租佃其田地的佃户家收租，被佃户一家用极残忍的手段杀死。杀人的凶犯当然被判了死刑，却遇上“赦恩获免”，获释之后，竟然“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杀人凶手这么嚣张，真是对赦免制度的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