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零三章 纷乱

西北秦凤、永兴军两路,本是贫瘠荒凉之地,两路总计户籍不到十二万户,百姓亦不足百万众;正常的时候,除了原住此地的百姓之外,便只有朝廷派驻的兵马和商贾前往。

人口又少,产出自给尚且不足,年年干旱年年饥荒,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宋重点的救济对象;说句难听的话,若非这两路在战略上是无险可守的汴梁城的唯一屏障,若非怕背负祖宗江山被侵占的骂名,朝中早有人提出要放弃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

但自宝元元年党项人李元昊脱宋自立,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之后,秦风、永兴军两路忽然变的热闹非凡。宋仁宗宝元元年,自立为大夏皇帝的李元昊写信通知大宋朝廷,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立即引起了大宋朝廷的极大愤慨,赵祯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

从此之后,长达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于是乎兵马云集,城寨蜂起,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沿着边塞一线竟然建了兵寨数十座,边陲驻军也从原先的五万余人逐渐增加至近十五万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人立下赫赫战功扬名立万,有人败走麦城身败名裂,更多普通的百姓和士兵丧命于此,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总体而言,三年多的战事中大宋吃亏的次数多,小的败绩且不论,光是宝元二年和康定二年的三川口和好水川之战中,宋国便吃了大亏。两次大战,西北军将士死伤人数超过十万,将领阵亡近一百五十余人,可谓奇耻大辱。

但军队的阵亡还不是主要的损失,真正的损失是被西贼捋掠的人丁,毁损的城寨和抢夺的货物,军队的损失和民间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光是庆历元年一年时间,两路为西贼捋掠的百姓人丁便足有三万人,牛羊牲口数十万头。

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便是百姓,本已经生计艰难的百姓们无奈的放弃了土地,朝廷为了防止边民流入内地作乱,下了严令禁止百姓回撤,同时下令当地百姓就地转为民夫劳役,为军队筑城修寨铺路搭桥;此举虽不人道,但起码让百姓们能从劳役中获得酬劳,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进入庆历二年之后,范仲淹和韩琦两人的提议得到朝廷的首肯,一改以往硬碰硬的战斗策略,改为坚壁清野防守反击之策,加固城墙堡垒多设远攻武器,拒不与西贼之兵大规模会战,这才将形势稍微缓解。

李元昊数次派兵骚扰,但凡村庄之处均为空屋鬼村,所有的百姓均携带财物躲入各个城寨之中,西夏兵一无所获,进攻城寨却又连番吃大亏,这才渐渐偃旗息鼓,双方的态势渐趋均衡。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双方拼的便是内耗了,谁也不敢松懈,谁也不肯服软,都在暗自喘息寻找机会咬对方一口。

这期间大的战役虽没有,小的战斗却接连不断,最为提气的当属延州指挥使狄青指挥的几次小规模的战役,在他的指挥下,宋军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并缴获帐篷兵器物资等无数,同样捋掠回来牲口五千七百余头,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在前线要害之处插上了一根根的钉子。

范仲淹的坚壁清野防守反击之策在朝廷中褒贬不一,有人讥讽范仲淹这是丧失了大宋的骨气,当起了缩头乌龟;但事实证明此举一举扭转了颓势,让大宋成功的将李元昊的嚣张气焰打压了下去。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战局的好转自然让这些反对的声音渐渐消亡,用韩琦的话来说‘范希文此举,乃是避敌之锋芒,让西贼骁勇之骑兵无用武之地,乃明智之举。’。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西夏军队最为凶悍之处便是他们的铁骑,纵横来去往来如风,而且党项族人个个精于骑射之术,在旷野平原上拿步兵跟他们硬碰硬,那正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惨败那是必然的;而坚守城寨之后,坚固的城寨阻挡了骑兵的突进,再加上大宋军队的主力便是弓箭手,居高临下辅之以床弩之类的及远兵器,自然让西夏军毫无办法。

西夏军队骑兵为主,从来不用什么投石车之类的攻城器械,最多也就是骆驼背上驮着的旋风炮,这玩意虽能及远,但因不是配重式的投石机械,而是全靠人力发射,故而投出的石块距离有限,威力也小到对宋军忽略不计的程度,士兵会偶尔被砸死,但城墙却几乎无损,于战局无多大益处,反倒是需要靠近射击,被宋军居高临下的床子弩射杀了不少。

元昊不是不想用重型投石车攻城,但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一来造价昂贵,西夏的国力确实承受不起,以战养战是他的终极策略,劫掠的物资和财物可以弥补他消耗,让西夏军有再战之力,否则大夏国全民皆兵生产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他拿什么来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