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图：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安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安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安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