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112]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抽搐中死亡。

【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 岁,他谎报18 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113]

【图: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