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

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