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其实是别的意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一书，从这一节开宗明义，先把“利”字一棒打杀，再捧出“仁义”二字，真有当头棒喝的味道。

“孟子见梁惠王”，单单“梁惠王”这三个字就已经有些噱头了，要知道，搞明白“梁惠王”这三个字后面的故事，就能明白一些圣人们痛心疾首的所谓“礼崩乐坏”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梁惠王是魏国的诸侯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叫做大梁，所以这里以“梁”指“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会说“华盛顿的意见是……”用法是一样的。

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是没有魏国这个诸侯国的。当年统治魏国这片地盘的是强大的中原诸侯晋国，它主要的领地就是现在的山西，所以，现在的山西省还被我们简称为晋。在春秋末年，晋国发生了一件世界级的大事：成功应付过一次次外敌威胁的晋国居然被自己人从内部给搞垮了，韩、赵、魏三家权贵瓜分了自己的祖国晋国。从此，这个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强国便不复存在，而在兼并战争中诸侯国越来越少的周朝土地上却多出了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这段历史，称做“三家分晋”，后来的司马光就是以这件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的，更加重要的是，还以这件事情来作为历史断代上的标志——“三家分晋”以前算做春秋时期，以后算做战国时期。

晋国本是超级大国，就算被瓜分成三份了，这三份各自也都不弱，其中最强的当属魏国。而后，就如同人一旦发财通常都会牛一鼻子，暴发户魏国很快有人开始要称王称霸了。

说到这里，先得澄清一个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称王称霸”和我们现代汉语里的“称王称霸”意思不大一样。现在我们用这个词通常都是虚指，可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候，这个“王”和“霸”却都是实指。“王”指的是中央政府的头子，普天之下属他最大，每一任的周天子就是这个“王”，比如知名度比较高的周武王、周平王等等，天下诸侯都得听周天子的号令；而“霸”这个概念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打个比方来说，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摆在明面上的，是“白道”，而“霸”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却很像是“黑道”。所谓霸主，有点相当于若干个诸侯联盟推举出来的大哥大，或者说是武林盟主，我们熟悉的“春秋五霸”便都是这一号家伙。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想混得好点，就得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才行。但是，如果做不到这点，非得得罪一头的话，忠告就是：宁得罪白道，千万别开罪黑道。

话说回来，如果“王”只能是指周天子的话，那么各个诸侯国的头子们都怎么称呼呢？答案有五个：公、侯、伯、子、男。这就是从高到低的五种爵位。比如，“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霸主只是他在江湖上的身份，他官方的身份就是“公”，是五等诸侯中最高的等级，而南方的楚国爵位就比较低，是子爵，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当时的史书里有说到“楚子”这个词的时候，千万别认为那是在说“楚国的小子”。

好，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孟子》一开篇就说孟子去见梁惠王，可是，这位梁惠王不过只是魏国的国君而已呀，充其量也就只能被叫做“梁惠公”或者“梁惠伯”什么的，怎么却叫做“梁惠王”呢？这个“王”字是从何论起的呢？

如果你有机会当面去问孟子这个问题，孟子说不定会被感动得老泪纵横，当即免费收你做研究生，还有大把奖学金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表明了你是一位心地纯良、懂礼的好苗子，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里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啊。孟子在后文里会说到人生的三大乐趣，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无疑，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应该正是孟子心目中的英才。

说到这里，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一个心地纯良的懂礼的人？讲文明、懂礼貌，五讲四美，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吗？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就又要澄清一个概念了，一个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概念——“礼仪之邦”。常听到媒体上尤其是在对外国友人表态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之类的话，或者有人在抨击一些没有公德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常会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如今怎么也会发生这种那种不讲文明礼貌的事情来，然后“唉”的一声。其实呢，大家都错了，“礼仪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样的礼制社会，“礼”不是礼貌，而是政治，是孔孟这些儒家圣人无限缅怀又无限憧憬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讲文明、懂礼貌没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