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

当郭总司令赴沪之前,他特别嘱咐我:「你要常到顾(祝同)总长家去看看。」奉命之后隔三两天去一次,顾总长家裏非常俭朴,什么都不肯要,我有天到他厨房裏去看看,什么都没有,如果大官都能如此,大陆河山哪会变色?!

共匪惯用的手段是打打谈谈,现在他们不需要再谈了,可是领袖的潜力仍在,仍不敢贸然渡江,故尔仍然不太拒绝李宗仁等一相情愿的投降和谈,我对门的张治中家裏更热闹了,真使人洩气,但一到了空军新生社,看见周至柔总司令和空军弟兄们的英勇劲儿,就又有精神了,周至柔总司令是留在南京到最后的高级将领之一。

前方的战事虽然暂时寂寞了,我的工作却是天天增多,幸而所有参加指挥所的同仁们都肯负责努力,尤其是女将赵筱梅(现任西湖商工校长)能力强又认真,事事不肯后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时使我最头痛的是后运伤兵,可恶的共匪把战场上的伤兵都放回来,希望他们扰乱南京,并百般挑拨,其中有吴化文的伤兵、黄伯韬的伤兵、邱清泉的伤兵,他们祇要遇到一起準打架,不过打架的原因虽是由于共匪的挑拨,我们也该检讨。

一有风吹草动美军顾问率先开溜

吴化文的伤兵骂黄伯韬的伤兵:「日你娘,当初你奶奶的只要靠近我们打几枪,我们也不会垮呀,奶奶的,现在你们也垮啦,报应!」

黄伯韬的伤兵也用同样的话骂邱清泉的伤兵。

幸而在浦口设了伤兵招待所,更严格的即到即招待、即转送,南京城始终未见到一个伤兵,这是大出共匪所料的,所以非常恨我。

另一个想不到的麻烦,那是一个星期天,忽然接到浦口车站电话,她是浦口车站的接线生,她说:「现在某军接新兵的一位营长和驻军打上啦,我打电话给某总部,今天星期日,都放假了,没人接电话,祇好给你⋯⋯」

按理说我管不着这档事,但事关首都安全,我祇好硬着头皮过江到了浦口,说好说歹,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我给某总部张总司令打电话,报告了处理经过,我也毫不客气的说明了电话小姐所说的话,他很客气的夸奖又道谢。

上边没有责任感,当兵的当然就无斗志,这个仗还能打吗?都怪李宗仁把国家搞得暮气沉沉。

美国特使马歇尔所搞的三人调处小组,帮了共匪大忙,每当国军打胜仗时,共匪一发嗲,美国人立即向国军叫「停」。当共匪打胜了的时候,美国人不但不讲话,反而在后方先綑行李,製造扰乱人心的行动。这时共匪仍停留在江北,作渡江的準备,南京还算安定,美国单位即慌慌张张的全部撤走了,在黄埔路中央医院的美军顾问团( AAG)也跑了,空留AAG一个横招牌。路过中山路的人们看了非常扎眼,这时我空军西北军区司令徐焕昇回到南京。他看到这块招牌问我:「这是什么单位,跑的这样狼狈?」我用英语说:「美国军队滚蛋啦。」于是相对大笑。

到三十八年三月中旬,前边已无伤兵下来,浦口招待所虽未撤出,但已无事可做,祇有挹江门新兵招待所,偶尔有千百人过境,明故宫机场的招待站也取消了,大教场的招待所也停业了,因为大部份飞机已移到上海,祇有王老虎的指挥所还在大教场,他本人已去了溪口,我在指挥所裏听到由溪口回来的人说,领袖在溪口的生活很清苦,听了非常难过。

南京的物价飞涨,币值变化更大,有一天财务官很得意的向我报告:「我替指挥官买了三十万元美钞。」我吃惊的问:「那来的钱哪?」他说:「库存钞票每天贬值两三倍啊!」

我气坏了,口不择言:「浑蛋,赶紧给我送回去,都是你们这班东西把金融搞乱了。」他摊着双手说:「现在已经赚一倍啦。」我更气,拿出手枪,「你再不送回去我就枪毙你。」

其实这家伙哪会送回去!还不是自己受用了。

总司令又回到南京,在会议上做了一项他一定不情愿的决定,他说:「现在军队散布面积很广,但散在中原的部队,多是与匪军犬牙交错,实际上早已断了补给,在那些地方又无法使用钞票了,当然更无法运补粮服,祇能空投黄金,让他们自己採购吧。」

我悄声报告总司令,「这办法会产生不良后果,黄金到了各级部队长手裏,不可能切碎了发饷,这会影嚮士气。」总司令叹口气,「哎,除此别无办法,我们只能尽心而为啦。」

总司令很关切的对我说:「你也跟我到上海去吧,这裏没有重要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