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3/27页）

人们普遍认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一个讲印欧语系语言、强悍好战的“战斧”民族从大草原西部迁移而来，征服了“大西洋沿岸用巨石建造房屋的和平民族”。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群掌握金属制作技术的人向“战斧”民族出售了战车这种造价昂贵但所向披靡的装备技术，使他们得以打败并统治了欧洲石器时代的人民；这群金属匠人自己也迁离了本土，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向北部伊朗的大草原边缘。

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开始，这个高原上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就聚集了一个个农耕群落；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那里的农业活动可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些农耕定居点之间和周围的草原上居住着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在语言上与西部大草原的好战民族非常接近。这些牧人通过与农耕群落的接触，日益受到来自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距公元前1700年之前不久，文明的技术和野蛮的力量似乎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聚合。

这个聚合就是战车的发明或完善。

为什么战车御者或作为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前身的游牧民族比他们以狩猎为生的老祖宗和耕地种田的邻居更加好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些神经脆弱的人听了害怕的因素，都与人如何杀死或豢养其他的哺乳动物有关。毋庸赘言，农耕活动降低了人的饮食中肉类所占的比例；我们知道，人转向谷物生产必然会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耕作者把土地用来种庄稼，而不是做牧场；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种植者想把家畜多养几年，或是为了多挤奶，或是想让它们长得再大些后再宰杀，或是要用它们耕田，他们不急于一等家畜长大就马上宰了吃肉。结果，务农的耕作者不懂得如何把屠宰的动物分肌劈理，即使想杀死奔跑敏捷的年轻动物，也抓不住它们。原始的狩猎者虽然无疑屠宰的技术一流，但同样缺少捕杀的技能；他们注重的主要是追踪和围困猎物，不是如何精确地发出致命的一击。

另一方面，牧民学习宰杀动物和选择宰杀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对放牧的绵羊和山羊绝不感情用事；对他们来说，牲畜不过是长着蹄子的食物而已，它们提供奶和奶制品，包括黄油、凝乳、乳清、酸奶、发酵乳饮品和奶酪，但主要是提供肉，可能还有血。不清楚古时候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是否像东非的牧民那样从牲畜身上放血，但似乎有这个可能；他们肯定分批轮流宰杀每年出生的幼畜和年老的成畜，再加上受伤的、畸形的或生病的牲畜。这样的宰杀要求在杀死动物时尽量少破坏尸体及其宝贵的血液和内脏，也要尽量不引起畜群的骚动。干净利落地一击致命，这是牧民的一个主要技能。他们从屠宰的经验中获得的解剖知识无疑也帮助提高了这一技能；畜群中大部分雄性都需要去势，这是学习切割的又一个机会；接生羊羔和照顾畜群所需的粗略的兽医手术技巧也都有助于提高切割技能。

牧民在与文明世界安分守己的农民作战时如此冷血、如此善战，究其原因，他们管理畜群的经验和屠宰的技能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牧民和农民的战斗也许和雅诺马马人及马陵人的试探和拖延的战术无甚不同，也许还加上了程式性的内容。即使存在专业的武士阶层，这一猜测仍然站得住脚；由于没有铠甲和真正致命的武器，所以尼罗河王国在战斗中仍然沿袭了“原始”的习惯，苏美尔人的装备也并不比古埃及人的高明多少。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打起仗来必然战线松散、纪律涣散，战场上战士容易扎堆，像畜群一样。然而，管理畜群是游牧民族的拿手。他们知道何时把一大群牲畜分成易于控制的不同小组，如何绕到侧翼来阻挡牲畜的后退，如何把四散的牲畜拢成一群，如何孤立头畜，如何胁迫大群的牲畜听从指挥，如何杀死选定的几头牲畜却不惊扰畜群，使之继续处于控制之下。

历史上后来描述的所有放牧民族的作战方法都显示了同一种模式。诚然，欧洲和中国作家笔下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驾驭战车进步到了骑马作战，他们的战术因此更加有效，但他们作战方法的要素并未改变。作家们写道，这些人并不组建战线，或执意进攻。他们的办法是以松散的半月形队形接近敌人，从侧翼包抄机动力不强的敌人。一旦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们就撤后，意在诱使敌人冲锋追击，打乱编队。只有当在战斗中稳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才与敌人开展近身搏斗；搏斗中他们使用锋利的带刃武器砍杀，经常会砍掉敌人的首级或四肢；他们对敌人的武器轻蔑不顾，只穿戴最起码的护身甲。为占到优势，他们使用复合弓这个强大得令人恐惧的武器从远距离发射一阵阵箭雨，使敌人肝胆俱丧。公元4世纪的阿米亚诺斯·马尔塞来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写道：“战斗中，他们狂叫着成群扑向敌人。遇到反抗后，他们散开，但又以同样的速度卷土重来，任何挡路的东西都被踏碎踢翻……他们从极为遥远的距离外放箭的技能无与伦比，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和铁一样尖利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