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明的北风 华北地区的反清运动(第4/5页)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最坏的当属张献忠,第二就要属满清,且后者杀人最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固守太平的李建泰坚持近一个月,清军势猛,不得不投降。由于他在前明和清朝均当过“大学士”,属于朝廷要犯,没有被立即处决,押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