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第3/5页）

我们还看到，吕思勉《秦汉史》中“交通”一节及“仓储漕运籴粜”一节中有关“漕运”的内容，篇幅达到一万四千字左右，是为空前的对秦汉交通的集中论述。这在中国交通史的学术史上是应当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

有学者总结说，“吕先生的中国通史（包括断代史）著作是全部著作中的最巨大工程”。这一工作，“把他早期的想法《新史抄》逐步扩大和充实。所谓《新史抄》，其实也是自谦之辞”，“吕先生说的‘抄’，是说写的历史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无稽之谈’，也非转辗抄袭，照样有独到之功的”。他自以为“性好考证”，“读史札记是他历年读史的心得”。除了继承乾嘉学者重视文献学功夫的传统之外，“吕先生的读史札记还重视社会经济、少数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因此，他既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遗产，同时又突破乾嘉学者逃避政治现实，为考证而考证的束缚”。

论者还指出，“写在‘五四’以前的《白话本国史》，在第一编‘上古史’中三次公开提到马克思和他的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并说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变化，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从这一点来说，吕先生接受新思想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的。”《吕著中国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于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吕思勉在书中“是有寄托的”，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之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有所启示。”这部中国通史最后引用梁任公译英国文豪拜伦的诗作作为全书总结：“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胡嘉：《吕诚之先生的史学著作》，《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页至第46页，第50页）回顾悠久历史亦期盼“自由回照”，也是今天的治史者和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关于吕思勉《秦汉史》的撰述方式，汤志钧指出，“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便于检查。”（汤志钧：《现代史学家吕思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杨宽也曾经总结说，“吕先生为了实事求是”，“采用了特殊的体例”。这就是，“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的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期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的是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列章节，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具体来说，以秦汉史为对象“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秦汉史》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这样进行学术布局的：“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首先注重“社会组织”和“社会等级”的分析，将有关“政治制度”的讨论更置于“人民生计情形”、“实业”和“人民生活”之后，体现出极其特别的卓识。在对于“秦汉时社会等级”的论述中，所列“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两节，其中论议得到许多学者赞赏。这种新体例的创制，带有摸索试探的性质，自然不能说至于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史学论著中断代史撰述方式的进步，毕竟实现了推动。而且，我们今天看来，也并不认为这种方式会使人们“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我们以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的说明，最高境界是让读者通过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获得自己的理解。而作者强加于读者的说教，早已令人反感。特别是简单化、公式化和生硬地贴标签式的做法，往往使得历史学的形象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