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楼下的刍议（第2/3页）

沿着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着建筑物走。因为有些无家可归（homeless）的人正傍着墙壁睡觉；有灯光的一片地方，则有不少街头的叫花子。

他不能过度的发牢骚，诉不平。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种时装美术艺术表演展览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难，只要在这几平方英里的面积内打开门径，无一不获得生活之满足，物质上的报酬也很实际，十万百万随手而来，也不分人种国籍的畛域。他也不能过度的代街头搭地铺讨饭吃的人申冤。美国现在可算“全部就业”（full employment）。到处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广告。不然像沾米那样的侍者，要是记挂着饭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资深公民的顾客面前讲小账不能少过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于报纸杂志上有时还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业人数，则有专家分析其咎在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数则是无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说得不好一点，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仍旧踯躅于街头的人，也就是没有出息。在重视成功的社会里，他们只能被称为失败failure。

卫方也索性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踯躅于纽约的第九大道与四十二街之间？又何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尚在侃侃而谈，闲坐着吃龙虾，今日则自己扛着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账？

虽说闲常他有这样的想头，可是又不愿如此衷心的糟蹋他自己。

他也不愿争辩在经济景气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会还是在各人本身。他认为两种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争论，他就会被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中去了。他学的是历史，这时候他希望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现时政治保持距离，可是历史承先启后，又不能和今日不关痛痒。同时他看到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一个大问题：刻下美国和很多亚洲国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冲突已属次要。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制成品侵入西方的市场，使美国对外贸易，产生收支上绝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静气的根据数目字谈判。惟独两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产生更大的差异，至为可虑。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同时提倡资本主义，日本人却将神道的宗旨渗进了他们的生意经里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国一样的在实行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城市国家针对内外情势严格的主张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谦”和“一国兴仁”的办法就和美国的新闻界造成一个势不两立的情势。

卫方之所谓宗教，有一种广大的含义，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与无形的成分，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后的”宗旨，又牵涉很多人众，即不妨以宗教视之。这样看来，神道也并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个字笼罩之。即是穿鲜明净洁的衣服，反映着山川自然之灵气，甚至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恩义观念，只要在这种美术化原始型的条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现着既简单又真切有力的风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国人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赚钱之外，还要各人在其行动之中，反映着他们国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而然的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集体的效果。有些日本人还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种优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之趋势。

新加坡的华裔公民占百分之七十。如果他们都以短视界的立场，坚持狭义的本身利益，也真可以暂时颐指气使，把华人的地位捧上云霄。只是处在一个亿万的印度人马来人回教徒之人海中，短视界的作法，很难有成果，而且贻害子孙。好在儒家思想“柔远人，来百工”，向来一视同仁，也是中国人的历史性格。现在新加坡决定用这种态度当作立国精神，甚至将南洋大学原来专用以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之教育场所一并封闭，要他们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如果将一个行政上的大前提，处之如宪法精义，也不容争辩，看来就有宗教上的硬性了。

很多美国人没有想起的，他们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种历史产物，也有北美合众国的特殊性格。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视作自由，一为freedom，一为liberty，前者带有浓厚的宗教意义。17世纪的清教徒，在其旗帜之下，深信他们个人接受了神之启示（calling），远渡重洋，来北美洲披荆斩棘，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挥到极端。后者追溯其根源于欧洲之中世纪，起先封建领主将城市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授予市民（burghers）等到经济发展成熟才普及于全民。美国得天独厚，也可以说是将一个已经试验有效的组织与系统，施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可是也还要经过无数的奋斗，最显然的则是四年的内战，当时双方都认为为自由而战，北方固然认为解放奴隶是一种解放运动，而南方也认为抵抗强迫就范的威胁是他们做人的第一要义。所以至今内战的历史仍为美国人百读不厌的题材。至于美国人在海外为自由而牺牲，已经用不着说了，旅游者只要看到各处的美国人公墓，就可以想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