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7/8页）

为什么照顾几十个士兵竟有这么多诉苦之处？第一，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

我在这时候已对我们的师长有相当的佩服。我想，我带着三十六个兵，已感到难于应付，夜晚也睡不着觉，则他带着四五千这样的兵，担任横宽五十里纵长百余里地带的国防，既要支持像我们一样在军官学校刚毕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要顾及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的各种反应，仍然安枕而卧，谈笑风生。同样的情形下，我对最高统帅，只更有佩服。我想他以这样的几百个师去和日本一百多万大军作战，对方有海陆空军的优势力量不说，而且很多将士抱着“祈战死”的决心，今日想来仍有余悸。况且自学历史之后，更体会到中国在财政税收上不图长进，对内不设防，只靠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组织简单均一的农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对当日很多人不顾历史背景，也在国难当头的期间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后一味批判，动辄谩骂负责人，不会同情倾慕。

真的我们全部贪污无能？我自己在国军里只官至少校。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曾和少校参谋莫吟秋（今已失去联络不知出处）同督率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步兵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当时日军分属战俘，名义上由我们司令部高级将领命令之下分派勤务，而实际那次自始至终从营房至野外，一个多月内，与他们接触的，只有我们二人。有了实地的经验，才知道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惟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即是一个驾驶兵，也自分为技术人员，首先即无阶级服从之观念，倒要参讲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该校每一学期各学员之成绩，评定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我虽不才，在国军里保升少校还几次遭驳斥，和美国资深学员竞争，还用他们的军语和习惯作根据，却能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纪录。我们的联络教官伍德克（Major Roger D. Wolcott）经常和我们说起：“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伍少校在中国居留多年，他所说表面上看来是称赞中国人才，实际上则在指出中国社会未上轨道，多时即有能力无从发挥也。

阙汉骞将军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们闲谈，他就说起，“很多人以为我很好玩。我刚来平坝的时候，这里地方先生也是这样想。后来他们一位先生的儿子盗买我的机关枪，给我捉到枪毙。这一来，他们才晓得我不是那样好玩了。”我们一打听确有其事。在我们报到之前真有当地士绅的家属偷买机关枪，经师部审明将买卖两方一并枪决。据我猜想，他当时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实际是一个化外之区。要是他一宽纵，任何事项都可能发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误会以为可以在他面前违犯军纪。所以他逢人就说，好像他真能杀人不眨眼，借此向远近各方发出警告，我不相信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终没有机会亲见阙汉骞将军乃一员“猛将”的实际情形。可是从多方观察，我相信他从里到外、从上至下都具备做猛将的性格。那年年底，刚在珍珠港战事不久后，日军三犯湘北，我父亲在长沙乡下病危，我经师长亲自批准短假回家料理。后来又因父亲去世，改请长假（亦即是脱离十四师），也蒙师长批准，并且他亲笔写“葬父迁母，孝道无愧”作鼓励。两年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十四师和五十师也由云南经空运至印缅边境，改隶驻印军的战斗序列。阙师长以代理军长的身份随来。我衷心希望军中有此猛将。驻印军每月有呈最高统帅的月报，由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最近在北京逝世）签名不经过总指挥（史迪威），是国军野战军与重庆的机密联系，我是最基层的执笔人，就趁此机会，在报告里提出应升阙将军为军长。在国军的政治体系里郑属“何老总”（何应钦将军）、阙属“陈老总”（陈诚将军）的体系，可是虽如此，那月报也真如我拟稿的发出，后来因为史迪威要将十四师和五十师分割，隶属新六军和新一军，此事未果，阙将军也匆促回国，他对我们的提议全不知情。只是我们司令部里有“黄仁宇以上尉参谋的资格保军长”的传说。然则事既不成，我们也无从以创造“科员政治”的奇迹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