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之祸”的真面目（第2/3页）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9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行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的条件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的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更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买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做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做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9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地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之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蕃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蕃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个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9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泚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intensive farming），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9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卢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821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822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征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