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第3/3页）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psychiatrist）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constituency），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五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7世纪之初第二帝国之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是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institutionlize）。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台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地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