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六十六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