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第3/7页）
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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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