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做派（第7/8页）

吴蕴初身为大资本家却全无资本家的恶习。抗战胜利后，吴的工厂与资源委员会合资，成立董事会，吴被推为董事长。他召集董事会时，午餐就在会议桌上吃，四菜一汤，不备烟酒，由厂里的大师傅烹饪。参加董事会的人曾戏谑他为“犹太人”。吴本人生活一向简朴，自己的衣食，家里的陈设都极其普通。工厂每年的盈利，除提出一部分扩充规模外，全部捐献社会。

《语丝》同仁聚会时，林语堂说郁达夫：“我们坐在老藤椅上，他常抚弄他的小平头，显得狂放、任性又满足。”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问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潘听后大怒。此时一个在清华教图画的名叫Star的美国女教师出来为潘做主，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潘的成绩在清华同届中首屈一指。

周诒春任清华校长时，正直、直爽、有本事，但架子大，他不允许同学正面和他谈话，学生有事情找他，得站在一边说。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唯一的“劣迹”是某个严冬的深夜，潘光旦起夜时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宿舍门口撒尿，恰巧被正巡查的斋务主任迎面撞上，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当年清华中等科宿舍的厕所号称九间楼，面临操场，黑灯瞎火，加上狂风怒吼，夜里上趟厕所的确瘆得慌。

西南联大成立后，原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来巡视学生宿舍。蒋梦麟觉得条件太简陋，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也应接受磨炼，梅贻琦曾是张伯苓的学生，未便表态。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1936年夏天，苏南一些高中的学生军训后前往南京中山陵，接受蒋介石的检阅和训话。学生集合站好后，蒋介石缓步登上中山陵的平台，而检阅总指挥桂永清随后从平地迈着正步一阶一阶走上中山陵，这本事确实得练一阵子。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讲的是庄子，他开讲时必说一句话：“《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闻一多讲楚辞，开头则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一多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烟。西南联大的另一位教授唐兰是古文字学专家，却开了一门“词选”课，课上只讲《花间集》。据说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只是用无锡腔调（实是吟唱）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抗战时期，敌机经常空袭后方，西南一带有所谓“跑警报”一说。雷海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授课内容已烂熟于胸，无需备课，讲到哪算哪，每回上课现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海宗一次上课前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该女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西南联大时期，有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都提着一个手提箱，里面其实并非贵重物品，而是他的女朋友的情书。他把这些信视若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给别人看，因为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汪曾祺说：“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中，也有个别人从不跑警报，始终安然无恙。有个广东同学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缸子到锅炉上煮莲子。警报解除时，他的莲子也煮烂了。一次敌机炸了联大，此人居然听着身边的炸弹声依然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许宝是俞平伯的内弟、数论专家，也好昆曲。抗战期间在昆明，他常和友人唱曲，然后去翠湖西路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饭馆聚餐，饭后结账是AA制。常常是掌柜的还扒拉着算盘，许宝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颇为诧异：怎么算得这么快？

医学家尤彭熙曾遍游欧美诸国，说：“地球并不大，我到处都遇到熟人。”

画家白蕉自称“懒汉”、“天下第一妄人”和“蕉老头”。

画家胡亚光年轻时风度翩翩，陈蝶仙说：“与亚光共谈笑，如对玉山琪树，令人自生美感。”一次，某作家续弦，胡亚光和梅兰芳都去参加婚礼，且比肩而坐。有人仔细观察，认为胡亚光的美胜于梅兰芳，便就此写了篇文章，登在《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