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女（第2/10页）

黄宝贞的家安在省财政厅后院。她们路过客厅时，恰巧张允荣也在接待客人，当中有西北军高级将领门致中、孙连仲、冯安邦等。这三人当时还是光棍，见一群穿着很讲究的旗袍的女学生穿堂而过，不免一时分神，动了杂念。事后便屡托黄宝贞打探底细，再请媒人去提亲。后来，毓运的九妹和门致中、八妹和孙连仲、四妹和冯安邦、十妹和鲁崇义等在兰州订婚，这是1930年的事情。再后来，门致中调任宁夏省主席，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

完婚以后，门致中、孙连仲等有一次和毓运闲聊时谈起，与端王家结亲，是一种巧遇的“天作之媒”。

奉系军阀汤玉麟曾在张作霖手下当军长，后任热河省主席。此人嗜色成性，妻妾成群。平泉县警察局长单某投其所好，在平津搜罗多名手段出众的交际花做姨太太，然后送到汤府应酬，陪酒陪睡。汤的两个儿子知道后，也给单打电话或直接派车去接，将单的姨太太请来自家陪着抽烟喝酒打牌睡觉，一玩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后来汤的孙子也知道了，单的这几个姨太太又去伺候汤家的孙少爷。如此祖孙三代争着和几个美人欢聚，却不闻醋海风波。这在当年，是一桩热河全省尽人皆知的风流闹剧。

抗战期间，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天深夜，他在皖南一个小镇的饭铺和伙计攀谈，伙计说镇上没旅馆，楼上有一个房间，只能和别人搭铺，曹也只能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人，带着一位16岁少女……我走得很疲乏，吃了晚饭便睡了。哪知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伙计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晚年，曹聚仁在回忆之余总结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作家姚雪垠早年入河南大学预科后，暗恋同班一个长相和成绩都很出众的女生。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那时在开封这样的内地城市还不兴自由恋爱，男女生之间界限分明。姚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行动，只停留在单相思阶段。但他就此写了一篇小说，完全采取心理描写的手法，这大约是国内较早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姚雪垠为避免日后相见时的尴尬，并没有把小说捅出去发表。

女画家潘玉良本姓张，生在扬州，父母早逝，后被舅舅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1912年初夏的一天晚上，芜湖商界在县城一家饭馆给刚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接风，张玉良被召来唱歌弹琴。席间潘对张生出好感，被商会会长看在眼里，事后便把张送到监督官邸，借以拉拢潘赞化。潘就势收留了张玉良。张从良后，与潘结为夫妻，先去上海，又到海外，受到良好教育，成为名噪一时的画家。

1927年2月11日，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仪式过程中梁实秋因戒指太松或手指太细不慎把戒指丢掉了。新娘程季淑对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1938年，20岁的文艺青年陈强（陈佩斯之父）经历一番漂泊，从国统区来到延安，成了鲁艺戏剧系的学员。他后来参加了一系列演出，这辈子出演的第一个反派角色，是话剧《国际玩具店》里的希特勒。此期间，因为戏中合作，他看上了鲁艺的一个女同学，据说是爱得死去活来并论及婚嫁。某日，上面突然找陈强谈话，告诉他该女生是有夫之妇。陈强顿觉惊雷乍响，失魂落魄。他为此不仅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大病一场。后来他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共派到国民党军中任职的高级将领，由于形势险恶，她被秘密送到延安。

多年后，陈强从敌后回到陕北，路过绥德，歇了两天。他闲着没事上街看报，一抱小孩的妇女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地盯着看，陈一转身，她脱口叫了声：“陈强！”原来这正是陈强在鲁艺认识的女朋友。陈强被她带回家里洗澡吃饭。还送给他一套丈夫的衬衣、衬裤，又给他准备了毛巾、肥皂等。陈强后来甜蜜地回忆：“我们有战斗友谊，也有朋友的友情，我们都忘不了那段使我大病一场的‘人生插曲’。”

李叔同年轻时是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以结交娼优为一好。《弘一法师传》说他曾“浪迹燕市……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到上海后，又和名妓朱雁影、李苹香过往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