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第4/25页）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朝鲜李朝实录》）

　　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如皇帝在诏书中反复讲的那样：“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砷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当人人称颂朝廷，不料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们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处于亏损运行状态之中，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二 大规模动荡的前奏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决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主要是得自母亲的优良遗传。乾隆八年（1743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遗传基因再好，也无法抵抗衰老。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