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第2/11页）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