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第2/8页）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岂止出现过千百次。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在为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争相卖命，也形成了亲贵手握重权的政治传统。爱新觉罗氏皇室宗族内部几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争，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太极与四大贝勒的冲突。进关后，则有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斗争，雍正与兄弟们的相互残杀。

　　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弟。

　　前文已经提到，乾隆与弘昼年龄相同，二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甚笃。乾隆曾说：“（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乐善堂全集定本》）弘昼也说：“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乐善堂文钞序》）在弘历被康熙带入宫中的那半年，两兄弟彼此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样强烈，乾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对两个弟弟在金钱、爵位上绝不吝啬，日常交往中也和蔼有加，“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弘昼、弘曕），每陪膳赐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一副宽厚仁慈的兄长风度。但是政治权力，丝毫不让他们染指，并且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干政：“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啸亭杂录》）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贵胄身上往往都有许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触犯森严的礼法。对于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遥不可攀的“上位”，弘昼一时半会儿不太习惯。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宫中给八旗子弟监考，考试开始了，皇帝坐在那里迟迟不退席。弘昼大大咧咧地请皇帝回宫吃饭，说这里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们顽劣胆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点了点头，但还是坐在那里想再观察一会儿。弘昼见他的话不起作用，不高兴了，对皇帝发脾气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

　　兄弟之间说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十分正常。但是在专制时代，对皇帝这样说话却已经是大逆不道。涵养极好的皇帝听了这话，一言不发，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昼才明白过味儿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请罪。乾隆对他说：“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弘昼这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