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五十五章 赛里斯之法（第2/3页）

李香玉逮着了机会，振臂高呼。

“这是另案，待此案完毕，你要怎么告随你……”

宋子杰在一帮法司官员的冷厉目光下，强自振作，荡开了李香玉这一击。再看看群钗身后，有十来个人在帮着审查卷宗，不由心头剧震。那些人，该是贤妃娘娘调来帮李香玉的书吏吧，有贤妃娘娘的藏书楼，有精于公文刑律的老手，法司仓促补全的证据，还真是处处漏洞。

至于李香玉有关枉法的指控，宋子杰根本就不在意，就算另起一案，推给法司书吏“工作疏忽”就好，没什么大不了的。

枉法这事，在华夏从来都不是大罪，原本法就得随时由上意君意而枉。只有当法为真正的国法，公法后，枉法才是重罪。比如伪证，在法无独立的社会，这不是什么大罪。而在公法社会，伪证就是大罪。

华夏之法，本质还是形式之法，核心是对上不对下的。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法就不可能独立。儒法社会，法也不可能独立，否则怎么对应人治呢？法是确保形式公正，有形式在，人人受限。人治追求实质公正，但实质公正就如自由心证，人人都有不同看法。

只要法不独立，那么法也无所谓尊严，无所谓冒犯，所以伪证、无视法律秩序等等罪行，在儒法社会里，不是视为瑕疵，就是视为无罪，甚至是追求“实质公正”的必要手段。

李香玉当然没那么超前的意识，也只是借此机会夺得砝码，经她这么一驳，好几份证据都失了效力。

宋子杰咬牙道：“可你爷爷唆使地痞游手，伤人夺产的事，怎么也是翻不了的！”

这是李煦所背罪行里最重的，毕竟死了人，其他什么行贿，乃至主持这笔生意压榨民人都算不上重罪，这一桩守住，他就赢了。

有人附耳过来，李香玉一边听一边点头，杭世骏等人心中猛抖，暗道这该是贤妃娘娘派来的军师，这可怎么办？

宋子杰再遭法司官员瞩目，额头已是细汗层层，心说老爷们啊，你们的手脚太不干净了，要换成我来挑剔，你们全都得倒了，就希望贤妃娘娘的军师，还有那小姑娘，不可能纤毫毕现地看事情。

李香玉心中有数，开始反击：“我要看人命案的卷宗。”

这要求不能推脱，于是一叠又一叠卷宗摆了出来。一份份文档出示，案告，各方笔录，仵作尸格，一应俱全。

劳伦斯在旁听席上已经惊呆了，何其细密的文书流程！何其完善的法律流程！在他的猜想里，赛里斯人断案就是双方各自陈词，法官根据宏大而无所不包的法典，以良心出发断案。

可没想到，赛里斯人竟然是靠着一整套文书流程在执行法律，仅仅一桩命案，就包括案发报告，警差执行公务的报告，现场检查报告，尸检报告，证人问询笔录，犯人圈定和抓捕流程一系列文书，以及审讯凶手的报告，林林总总，一件命案，怕不下数十上百份文报。而且还会严格归档，随时备查，以保证案件审理出问题时重新提查。

劳伦斯当然不清楚，华夏虽未立起独立的法权，法务却已经数千年沿袭，就形式而言，已严密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这也是儒法社会为确保形式上的统治，而历朝历代累积下来的。

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自然是为了满足社会管控的需要，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由此社会才能稳定。几千年大一统的传承，让这种需求所凸显出来的形式法已足够成熟，这可是眼下的欧罗巴所难望项背的。

其次这形式之法，也是因应人治所需。人治并非是毫无制度，反而更讲求形式上的完美。当人治以某一点为重时，法这一途上就得提供相应的形式依托。换句俗话说，那就是不认真的时候就是坨屎，认真起来，那就是恢恢天网。

从汉到明，不管是“约法三章”还是“春秋决狱”，再到《宋刑统》、《大明律》、《明大诰》，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华夏律法。在这些大典性质的法律之外，还有诸多临时性、习惯性的判令如汗牛充栋。华夏法律历史远非简单的罗马法所能概括，而是各个方向汇聚起来的，又以官僚行政体制串联而起，只要梳理出来，先不论具体法文如何，整个体系的浩大和完善，足以让任何一个法学者五体投地。

劳伦斯爵士的感受就是这样，因此当假发脱顶而去时，他却毫无感觉。在他眼里，这场庭审就是赛里斯人华美而缜密的法学舞台，他已毫不在意结果，只想让这过程尽可能长，尽可能展现更多他所不知道的细节。

果然，李香玉在行家的指点下，对破绽百出的尸格、出警报告以及凶犯审问笔录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