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七章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第2/3页）

内阁肯定已充分讨论过了各项方案，甚至都跟东西两院密切沟通过，李朱绶才能这般笃定，断言会有绝大好处。因为这事涉及军事和外务，李肆不拍板，内阁可无法按策实施。

李肆沉吟片刻，缓缓道：“多难兴邦，说的不是一桩必然的道理，而是我们应该化天灾之害，为国民之利。内阁这几桩建策，只有最后一策符合这个道理，其他各策，仅仅只是应付天灾本身而已。”

春旱不是一桩单纯的天灾，随后往往又伴随着夏涝，被动地应付这些天灾，国中人心也会不断动摇，这个过程，前世见惯了天灾场景和社会反映的李肆，已有很深的认识。

抛开道德不谈，就现实层面来看，这场春旱，以及后续多半会有的夏涝，带来了一桩绝大的财富，那就是几百万“活动人口”。

地方和中央的工程，需要海量人口，平日风调雨顺，不仅找不足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价也很高。

南洋殖民地的移民潮最近越来越疲软，不少新发现的熟地都无人去垦殖。扶南人口到了二十万就再没大的增长，勃泥辛苦开发多年，现在还不足十万人口，吕宋那边甚至还有不少民人回福建讨生活，因为国中百业兴旺，机会很多。而在殖民地，几乎只有种田挖矿一条活路。现在有了几百万活动人口，推出去十分之一就是大成功。

另一方面，因为田物税很低，种田虽难得富贵，过日子却不成问题，这也使得国中新业渐渐缺乏人力。比如广州县西关的织造坊，即便有了蒸汽机，还需要大量飞线挑梭的织工。但男织工的工价越来越高，不得不开始广召女织工，由此引得国中争论不休。另一方面，不少织坊干脆搬到江南龙门，召廉价的江南织工。

现在将这些活动人口推入城市，或者是推入新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蓬勃兴起的工业对海量劳力的需求。要知道奴隶制已在吕宋和交趾渐渐兴起，华夏人诱骗甚至捕虏土人为劳力，去干挖矿背砂一类的低技术劳力活，已成为工业资本家们最青睐的选择。

李肆没马上作决断，再问了一句：“如果选择诸策并举，除了影响国策之外，还有什么坏处？”

彭先仲说话了，显然他提过反对意见：“大兴工程以及殖民等策倒是没太大坏处，就是花费太大，执行困难。而推农人入新业，就需要市场，足够大的市场，容纳百业勃发而产出的海量商货。”

既是要推新业，肯定要并行各项政策，比如对织造、钢铁、机械等业降税，对收纳这些灾民为工人的工坊进行补贴。各业就此放大产能，出产商货肯定会激增，国家就必须为这些商货寻找销路。

李肆叹气：“这跟安内的国策可是冲突的……”

激增的商货，自不可能由国内马上消化，肯定要放眼于外。南洋、欧罗巴都是出路，当然，更现实的则是江南乃至江北，这又会影响英华周边的形势，国政还真是要走钢丝，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就靠着一边。

萧胜也在政事堂蹲着，他豪迈地道：“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是倾国之战，就靠眼下常备的陆海军，也足以应付南北东西四面的麻烦！就像在缅甸和琉球，我们都只是在用一根小指头跟对方顶着。”

这倒也是，只要不是决战，眼下的英华，靠陆海常备军，就足以解决绝大部分威胁。而此时在英华四周，有胆子跟英华作生死斗的还有谁？雍正吗？

李肆暗自嗤笑，雍正……他有这胆子？

英华如今的国力，已完全超出了寻常读书人的想象，北面的雍正自然也难以明白。

以圣道八年为例，在这一年，英华拥有航海许可证的海船已有五千四百艘，总规模为三百万料，海员数量高达二十万人。

圣道八年，英华人口总数为三千五百万，其中一千六百万人在城市里。长沙、潮洲、肇庆、泉州、福州等几个城市都是五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应天府所营造的“大广州”，更容纳了两百万人口。

而最能体现英华已一只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数字，就是钢铁产量。仅仅只是佛山冶铁公司一家公司，圣道八年产生铁是四千万斤，这已是明永乐年间全国铁产量的两倍。算上其他冶铁企业，圣道八年，英华一国生铁产量为一亿斤左右，折合为六万吨。而不列颠在1720年，铁产量也不过两万吨。

这个数字可非简单的数字，马车的底盘，龙门吊的铁架，水网的管道，以及蒸汽机等机械，甚至织造机乃至正在船厂兴起的铁肋，英华一国对钢铁的需求无处不在，就这一条，就能显现英华和满清的国力差距。枪炮，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极小一角。

而制成英华这个“半近代工业社会”国家的金融体系，还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到圣道八年，英华已拥有一家中央银行，三十多家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两百多家无银行券发行权的票行。英华的工商资本和大宗货物流动，基本都以银行券和行间汇票来往，加上债券和股票，社会最上层的资本流动，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信用货币的基础。数亿乃至十两白银的银钱，都在以票据的方式来往，流转于民间的实银和铜钱非常充裕，同时还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从美洲和欧洲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