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九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第2/3页）

写到这里，孟德斯鸠停了一下，为自己居然能这么简练地总结出这些字句而骄傲，接着写到的随笔，就让他觉得无比轻松。

“我问李大臣，这些不同的解读，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他说，以前他也认为，肯定有一个解读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但现在他觉得，没有哪个解读能永远正确，每当一个王朝刚刚兴起时，就要强调郑庄公的恶，由此来宣扬他们推翻前朝的正义。而当王朝统治稳固时，就要转而强调共叔段的恶，由此来批判那些破坏统治的行为。”

“这样的回答让我很不满意，难道历史可以供人随意涂抹，就如巴黎街头那些妓女，而不能容下真正客观的真相吗？”

“李大臣说，孔子著述《春秋》时，不就是痛感当时礼乐崩坏，才以礼法汇于述史，有了这样的微言大义吗？后世解读《春秋》，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方向，不就因为，《春秋》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解读，而非单纯的记述？”

“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却又无比绝望，难道真如李大臣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孟德斯鸠不经意地抢了200年后意大利哲人克罗齐的台词时，小谢所率的使团，在伦敦正遭遇到不列颠的寒风。

这寒风是多重的，此时不列颠“南海公司泡沫”刚刚引爆，昔日高达千镑一股的南海公司股票，正一个劲朝下狂跌。而那些靠着各种新概念，比如什么“永动机”一类玩意在伦敦股票市场揽金的皮包公司也纷纷败露形迹。

迎接使团的不列颠人个个愁眉苦脸，他们的身家在这场风波中都已大幅缩水。使团进到伦敦时，就亲眼看到有人跳下泰晤士河，还不止一个。当使团向不列颠递交了希望拜访的人员名单时，对方很利索地划掉了牛顿爵士的名字，说牛顿爵士正因为南海公司泡沫而损失了数万英镑，别说赛里斯使团，罗马教皇来他估计都没心思面会。

临危受命的第一财政大臣沃波尔正跟银行和各方磋商，希望能挽救不列颠人民的钱袋，赛里斯使团的到来也被沃波尔政府渲染为挽救国家危局的救命稻草，但这仅仅只是姿态。

出面接待使团的不过是第二外交大臣，显示出不列颠人对自己贸易商路的在意程度。就在不久前，沃波尔政府才刚刚颁布了丝绸禁令，为此不列颠海关还严格检查了使团所载货物。让位次低的人员先挡住可能为此发难的赛里斯人，这样的外交技巧就跟中国商人做生意一般，心思无比细腻。

跟使团在葡萄牙和法兰西所受待遇截然不同，在这里，使团感受到的是严谨的礼节下，包裹着的发自心底的傲慢。此时虽然还没有《泰晤士报》，却有多份报纸在伦敦发行。在这些报纸上，赛里斯使团到访的消息确实占据了很多篇幅，但跟葡萄牙和法兰西一面倒的欢迎和赞誉之音不同，使团看到了不少猜疑、忧虑乃至贬低。

对中国和更古老的“赛里斯”如此冷淡，一方面确实是受了满清时代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来自商人阶层对中国的了解。他们既将中国看作庞大而落后的老帝国，又对崛起在南方的英华心怀猜忌。甚至有丝织商人在打预防针，宣称如果沃波尔政府迫于外交压力而开放中国丝绸进口，他们就要组织罢工乃至更激进的行动。

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跟使团母国依稀相似的国度，以至于有些人开始猜测，当初皇帝定国号时，是不是就有意将这个原本在中国民间称呼为“英吉利”的欧罗巴国家当作学习对象。

就工商而言，在伦敦所感受的气息，就跟巴黎截然不同。即便是在萧条之时，港口已经繁盛不已，无数商船来往其间，如山货物吞吐不停。街道上的人也来去匆匆，都在忙于工作，节奏明显比巴黎快得多。不得不说，味道也比巴黎要清新得多。而在伦敦港外曾经与一队不列颠战列舰队擦肩而过，巨舰大炮的雄姿，也让使团震撼不已。

郎世宁介绍说，中国热在不列颠就不怎么盛行，虽然饮中国茶、用中国瓷器和穿戴丝绸确实是一种风尚，但不列颠人并不像法兰西人那般在意中国文化。

刘旦说，这是自然，跟荷兰人一样，不列颠人的本质就是商人，他们更注重现实利益。

听完通译的读报，小谢沉着脸说，使团在不列颠估计不会有什么收获。从报纸上能看得出，禁止中国丝绸是一个开始，不少文章都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封闭、愚昧和不开化的古老国度，甚至都快跟昆仑奴的那些古国一样了。

使团来的时间确实不凑巧，一方面是南海公司泡沫败坏了一国人心，另一方面，政府刚刚禁止进口中国丝绸，使团就来了，自然是担心有什么针锋相对的冲突。而使团在法兰西所受的礼遇，也让不列颠人有了些逆反心理。原本一些对中国的不良印象只散于民间，现在却聚集起来，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