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零八章 琼林天下(上)(第2/3页)

之后十余年间,七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但脱离集体之后,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当数徐渭和孙鑨。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创立出实心学的完整体系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

孙鑨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事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孙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的学说,与心学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

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的学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学‘致良知’的根本大法。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学最大的修正。王学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修养功夫就可能因为没有必要而被取消。不注重修养功夫,只悬空去说本体,或认为悟即是修,修即是悟,这即否定了本体有一个形成与展开的过程,又否定了功夫的必要性,玄荡之弊由此而生焉。

而实心学正是在肯定本体与功夫统一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了践履功夫的重要性,认为不可脱离功夫抽象地谈本体,本体就在日用常行的功夫之中,只可由功夫而悟本体,无功夫则无本体。这便是其‘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宗旨由来。

最后,实心学所指的践履功夫并不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亦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经世,其本义是治理世事。它要求人们除了做身心修养之外,还要经邦治国、建功立业。阳明倡导‘致良知’之学,却并不排斥事功,且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奇功伟业,他将心性与事功统一起来。但其后学却逐渐偏向于讲学论道,非但无缘建立像阳明那样的奇功,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也关注不够,使得儒学救世观念逐渐丧失,如果不加修正,必然导致亡国之祸。

实心学提倡个人道德与建功立业同样重要,并将其视为对阳明真谛的回归,把‘知行合一’解释为向内心求索与社会实践是互为表里的统一整体。故而主张为学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明体达用’,认为学问皆从躬行得来,而不在于空谈心性。而且将经济、兵、农等‘经济实学’,提高到事关国计民生的经世要务的高度,要求学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力求把握‘经世之大略’。

要想建立事功,就必须以心学为心,以经济实学为体。心强而体弱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纸上谈兵,害国害己。心弱而体强则会失去约束,放纵欲望,最终还是会害国害己。故而两者不能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