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零七章 见龙在野(下)(第2/3页)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腐败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独立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恻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日益腐败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作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性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地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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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七年,阳明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秉承师志,继续推广讲学活动。但阳明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生平一贯的。他早年用心于朱子格物之学并因此致病;龙场顿悟后,觉早年之非,开始注重内心体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论,并开始讲学生涯;正德十六年,鉴于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轻实践,在‘良知’的基础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论;嘉靖六年,天泉桥上与王艮等论学,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法,最终在晚年达到了思想的圆熟境界。

然而他有着古往今来哲学家的通病,太强调体验与个人理解,失之于笼统抽象,更称不上体系严谨,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与前期思想大为不同。弟子们无规矩可循,以致于摆去束缚,流于态肆。王门后学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走向了各是其论,分门别户,自为己说的境地。